启功（1912～2005年），字元白、元伯，原姓爱新觉罗，满洲正蓝旗人，清朝皇族后裔。

    近代的书画学可分二途：一为新派的美术史，重在提示历史演变的线索，属于西化的、外部的研究，如郑昶、滕固、傅抱石、童书业者是；一为旧式的书画考述，以书画创作及鉴藏的经验取胜，属于传统的、内部的研究，如黄宾虹、林志钧、余绍宋、谢稚柳、徐邦达、杨仁恺等皆是，启氏亦其亚也。

    启氏家道中落，仅有中学学历，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识拔，先后到辅仁附中、辅仁大学任教，始得跻身学者之林。他早年从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畲、溥雪斋、齐白石等名宿问艺，于书画及诗文已具相当造诣，复受陈垣学风的熏陶，书画趣味与考据方法两相结合，遂转向书画考证一途。他后来自述“年逾二十，始受教于励耘先生，获闻学术流别及考订之学，得知无徵不信为立言行文之根本。时私嗜书画，试笔多就古书画取材”，夫子自道，最可见其学术渊源。

    启氏成果的精要，已汇辑为《启功丛稿》。其中较标准的论著见于《论文卷》，书学史方面，有对《急就章》、《平复帖》、《兰亭帖》的考述；画学史方面，有对“戾家”、山水画南北宗、董其昌代笔问题的论辩；文学史方面，有对“绝妙好辞”故事、《红楼梦》、八股文的研讨。其余短章零札，则收入《题跋卷》。此外单行小册，尚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以题目所限，综述多而发明少，尤其次耳。总观其功力成就，书画与文学之中，自以书画精于文学；书画之中，则以书学尤精于画学；而书学之中，又以帖学更精于碑学。盖启氏生平在创作上，用力于书画最多，而尤以书法为重；其于书法一道，则一反近世风气，重帖轻碑，所谓“师笔不师刀”也。故其学问正与其创作互为贯通，亦互为依傍。

    而他将学问（书学）与创作（书艺）结合得最为精粹之作，则当数《论书绝句》一种。此编以我手写我诗，采取纪事诗的体裁，以书法大家的眼光评点历代书学，熔会诗、书、史于一炉，虽非正规的高头讲章，却系启氏一生修为的结穴，实可视为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的最高结晶之一。

    启氏曾与陈垣论纳兰性德（成容若）的汉文化修养云：“您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举了若干人，如果我作‘清东域人华化考’，成容若应该列在前茅。”陈氏乃笑谓：“后边是启元白。”此虽系一时戏言，实亦切合实际。诗、书、画三者，为中国古代高雅文化的象征，而启氏一身兼之，以后进的满族血统，翻成最汉化最古雅的标志人物，不可谓“清东域人华化”的殿军乎？

    启氏为人，和光同尘，与世无违，然身历政治挟持学术的时代，终不期然而卷入所谓“兰亭论辩”之中。按：王羲之《兰亭序帖》为中国书法之冠，而《兰亭》真伪问题，自晚清以来乃成文化史上一大公案；60年代初，启氏曾作《兰亭帖考》、《唐人摹兰亭帖二种书后》，力主《兰亭》真迹说。然而1965年郭沫若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等作，在康生的支持下，大张旗鼓地指《兰亭》作为文章、书迹两皆伪托，并通过钱杏邨（阿英）传话，让启氏作文表态。启氏迫于情势，乃撰《〈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做一百八十度的自我否定，称郭氏给《兰亭帖》的神化以当头一棒，“确实是一件痛快淋漓的事，我是非常拥护的！”陈寅恪《赠蒋秉南序》尝以平生未曾“曲学阿世”自慰，启老虽非“阿世”者，然于此一事，固不免“曲学”之讥矣。

    启氏书名之盛，当世自不作第二人想，圣手书生一席，宜当仁不让。其字自成一体，世已司空见惯，或问他究属何体，则答曰“大字报体”，并称“文革”时“主要的活动之一是抄大字报。这是我的强项，我不管起草，只管抄，我觉得这段时间是我书法水平长进最快的时期”。“文革”欲推倒一切旧文化，而代表旧文化的书法竟藉此放一异彩，此亦历史的吊诡。
诗曰：徵文考献证丹青，字字如金手不停。寒柳一言闻说否，惜公曲学辨兰亭。

                           （摘自2008年4月20日《南方都市报》胡文辉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