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书法家宇野雪村曾讲过这样一段往事：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带团到中国旅行，在北京琉璃厂，他们用完所带的现金后，店长拿出一方价格2元的田黄。身无分文的他跑回北京饭店取钱后付了那2元钱。 

    不足40年，这方2元的田黄现在市场价至少值100万元。 

    事实上，日本确确实实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进口”着中国藏品。 

    现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在中国经济的带动下，直冲云霄，而日本经济的下行使得更多的日本藏家陆续出手。越来越多的拍卖公司开始在日本设立办事处，开始同日本收藏机构合作，同时日本拍卖公司也在中国市场拉开了战线。 

    暴走日本的中国艺术品陆续返乡了。

　　互通有无 

    近日，“日本私人美术馆藏中国古代书画”专场将亮相北京匡时首届夏季艺术品拍卖会，“私人美术馆”概念就此被引入内地拍卖场。 

    北京匡时方面透露，上拍于该专场的古代书画几乎囊括了明清两代所有名家巨匠的作品，另有少数宋元珍品。 

    如李鱓墨笔《五松图》，气势恢宏；陈洪绶的《花卉卷》，造型古典；光绪进士蒯光典、蒯寿枢父子旧藏的石谿《春山幽居图》；王鉴仿倪云林《渔庄秋色图》，清新高逸；龚贤的《清溪隐逸图》，笔墨浑厚；祝允明的《虎丘诗意图》；“二怪”郑板桥与李鱓合作的《灵石清供图》；八大山人《疏林远岫》等等，融各家墨骨于一体。

　　这些拍品增加了匡时的自信，甚至计划采取无底价的拍卖方式。 

    实际上，几年前国内某些拍卖行在尝试新品类专场时，曾用无底价的方法测试市场信心和价格。对于此次的计划，北京匡时书画部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对于有市有价的古代名家之作采用无底价其实是委托方与拍卖方共同商议决定的。同时拍卖方对这批作品颇有信心，希望不设保留价(即底价)，完全凭市场来验证作品的价值。 

    面对汹涌而来的海外回流趋势，匡时选择了日本。 

    二战以后，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日趋西化，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下降，更遑论如前辈那样珍惜中国古代文物。遭遇20世纪90年代经济衰退后，过去大量藏有中国古代作品的私人、机构，愿意将作品回卖中国。 

    尽管如此，不少业内人士还是谨慎对待海外回流，“回流的作品真假兼有，还需藏家的眼力，采取无底价拍卖的方式可能是‘噱头’。” 

    这一点，也是钻了拍卖法的空子。据去过日本的一位王姓藏家回忆，他曾在京都、大阪、东京的古玩市场看到诸如王铎、傅山、吴昌硕等中国名家的字画，都是假货。有的假画，甚至还公开在画册上出版。 

    内地公司设立日本回流专场的同时，日本拍卖公司也将预展开到了中国市场。如日本东京中央拍卖公司就将9月初的上拍品于两个月前呈现在上海的预展厅。 

    其中，“中国陶瓷美术馆?宫廷夜场”专场拍品全部来自日本九州岛中国陶瓷美术馆的直接委托，是已故东九州岛石油株式会社创始人小手川镰次郎毕生收藏的珍品。如“明永乐青花宝相华堂草纹盘”，原是Mout.TrustcollectionChineseart旧藏，而另一件清雍正釉里红鱼纹碗“大清雍正年制”最早藏于壶中居。 

    暴走日本 

    中国的艺术品暴走日本，最早要追溯到东汉时期。 

    从颁给日本委奴国王这方《汉委奴国王》蛇钮金印开始算起，中国的艺术品、文物传到日本，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据旅日书画篆刻家、学者邹涛介绍，1900年之前传往日本的中国历代艺术品，除了个别情况，如《汉委奴国王》印章之类的国家间交往赠送的国礼类外，基本上是在民间交往过程中完成。 

    唐宋时期，大量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来华进行文化交流，他们将唐代的政治制度、宗教等文化传入日本的同时，每次还都带走了许多文物，其中包括王羲之等名家的书法墨迹或摹本。 

    中国绘画艺术对日本产生影响的时候已经是明清时期，不少日本画家到中国“取经”。如日本室町时代水墨画家雪舟，曾随遣明使到中国访学，在中国宫廷画师那里简要地学到了南宋院体画风，并带走了大量浙派画风作品返国。 

    1900年之后，非正常的东流不断发生。 

    清朝灭亡以后，溥仪从宫中以赏赐给弟弟溥杰、溥佳等名义，将大量的宫中历代法书名画一千多件以及各种珍宝，携出宫外。 

    这些“出品”一部分于1925年抵押给了中国盐业银行，一部分流向了日本；还有一部分，被长期设立于北京的日本古董商“山中商会”收入囊中，它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收集大量的中国艺术品而后转手，其中包括皇室珍藏在内的珍贵文物，甚至曾于1912年购入恭王府除书画以外的几乎所有古董。 

    茧山龙泉堂的创始人茧山松太郎，博文堂第二代主人原田悟郎，壶中居的广田松繁不孤斋等等，都入手了不少近现代中国艺术品。 

    这段时期，中国大师级画家吴昌硕、齐白石、陈师曾等人的作品陆续流入日本，其中以吴最。自光绪十七年(1891)日本书法家日下部鸣鹤第一次来访中国，到民国十五年(1926)友永霞峰对吴昌硕的拜谒，30多年间不少日本友人慕名造访吴之余，也购入了他的作品，最为集中的当属1910年至1927年。 

　　抗日战争期间，战争的掠夺和多种不平等买卖加速了中国艺术品流日的速度。再到文革时期，包含历代文物的罚没物资从广州口岸出口换汇。“当时堆放在广州的各类文物古玩很多，而且及其廉价”，当年从事进出口的贸易商一个人几乎就要过手15万件文玩。 

    旅日学者邹涛说：“1973年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卖到日本的各类文物不少于三十万件。”这段时期，也是吴昌硕作品东传日本的第二次高潮。改革开放后，日本人仍比中国人有钱，继续在中国“搜刮”艺术品。即便是1993年中国开启了拍卖会的模式，大多艺术品也被日本人拍走。 

    现身拍场 

    两千多年的艺术品输出史，到2000年开始逆转。 

    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显露颓势，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现状一度将日本艺术品市场打入“冷宫”；同时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了艺术品市场蓬勃，且内地企业家阶层的壮大，兴起了私人收藏热。此时，大量书画乃至篆刻作品开始从日本回流。 



    这个趋势在2003年显得更为清晰。 

    荣宝拍卖总经理刘尚勇将海外文物的大量回流视之为中国国家实力的提高，增强民众文化自信的同时也对艺术市场产生更为强烈的刺激。 

    2009年，拍卖公司开始与日本收藏机构正式握手。 

    是年2月，北京匡时与日本亲和拍卖株式会社在东京举行拍卖业务合作签字仪式。匡时总经理董国强说，“这是一种资源优势互补的方式。”合作方亲和拍卖株式会社社长仓田阳一郎则表示，北京正在成为世界艺术品的中心，日本方面普遍看好中国市场。 

    这一领域的强大潜力吸引着双方。 

    毕竟日本民间收藏的中国各类古代、近代艺术品数量惊人，而内地和香港市场虽大量出现从日本回流的中国艺术品，但仅为冰山一角。 

    那时，董就说，“中国艺术品回流趋势将长期持续下去。” 

    匡时并非是同日本合作的第一例。此前2008年，北京保利也将事务所设在了日本。是年秋拍中上拍了40件明清陶瓷名品，尤为珍贵的是其中的清朝雍正年间的“粉彩过枝菊蝶九秋盘”，获价1187万元；落槌价超过千万元的有两件，最终成交率超过百分之百。这些拍品大多为1900年至1945年期间，清朝灭亡之后管理宫廷事务的内务府和王侯贵族子弟等出售给日本美术商人，再转手给日本收藏家。 

    同年春，荣宝拍卖上拍了50件从日本回流的近现代书画作品。 

    机构与机构联合的同时，日本也引来了为购买藏品的中国游客。一如《日本华侨报》于2010年底所报道的那样，“中国游客的竞购给日本的古董市场注入了活力，同时也促成了古代文物向中国的回流。” 

    在日本岐阜市经营中国古董的白木健二也将日本古董界的中坚力量锁定为中国的富裕阶层。这帮古董商几乎不加商量地认为：2000年之后，经济不景气导致国内的买家急剧减少，卖家却在急剧增多，同时来自中国的生意也在增加。

 

　　巨大潜力 

    当刘尚勇在接受《日本新华侨报》的采访时，也毫不避讳这个市场的潜力。 

    据刘了解，年青一代的日本人并不热衷于中国艺术和文化。这种思想在他们骨子里生根了，于是迫不及待地将中国艺术品转手，而中国人自然充当了接盘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以成立转向基金的方式支持海外回流的文玩。 

    1992年挂靠在中国文物局的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旗下就有多个专项基金，如古陶瓷专项基金、红色文物保护转向基金等；中国文化部旗下设立有“中国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下属的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曾于日本黄山美术社合作，设立“海外文物回归保护基金”。 

    日本回流已经成为了部分艺术品的“生活方式”，且在延续。北京传是国际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传是拍卖”)总经理贺新春也将日本回流视为一种趋势，他说，中国经济走高，日本经济低迷的趋势在短期之内不会改变，因此在日本，艺术品的卖家增多，买家减少的趋势还会延续。 

    据贺新春观察，藏于日本的中国艺术品存量很大，尽管不少机构和藏家已经通过不少途径出手了一些，但是不少藏家仍将中国艺术品握在手里。 

    他们通常是一些懂得中国文化的人，对中国文化有着一定的兴趣，同时也有一定的途径了解市场价格。而现在，中国艺术市场的热度让不少日本藏家留守高质量的艺术品，等待日后的升值。 

    尽管藏于日本的中国艺术品较欧美昂贵，但是中国的拍卖公司往往更愿意选择日本。原因就是：存量大，且质量高。贺说，与几年前相比，日本回流的中国艺术品已经上涨了2至3倍。

来源：投资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