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贯中——吴冠中艺术回顾大展”举办前夕，吴冠中长子吴可雨将父亲的《云南行》速写48图和手稿3篇捐赠给浙江美术馆永久收藏。

　　11月22日上午，吴可雨在浙江美术馆的咖啡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问：我们从电视屏幕上，从吴冠中先生的图书、作品当中，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他平常说话多不多？

　　吴可雨：他的气质是典型的艺术家的气质，说话多不多看谈什么。你如果谈艺术，他的话就特别多，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说很多；如果不谈艺术，他的话就很少。

　　他是以他的为人处世之道、他的人生标准来要求我们，他跟我们讲道理的时候并不多，身教胜于言教，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对我们就是最好的教育。

　　问：你后来去了新加坡，以前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多吗？

　　吴可雨：多。我3岁时，父亲从法国留学回国，在北京工作，当时我和母亲住在父亲老家宜兴，后来把我们接到北京。从3岁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下乡插队到内蒙古5年，父亲去农村劳动，分开过一段时间)，我一直和父母一起住。那时候家里的条件很差，我们都挤在一个大杂院里。1990年我去新加坡之后，经常回北京看父母。

　　问：你在开幕式上说，父亲很多年在简陋的条件下画画，家里地方小，很多大画都是绕着桌子画的。当年你们的住所是怎样的？

　　吴可雨：1982年之前，我们一家住在靠近什刹海的一个大杂院里，院子里住了50多户人家，我们有两间屋子，外屋是我、两个弟弟住，里屋是我爸妈住。屋子里不是水泥地，而是土地，因为靠近什刹海，地很潮，那时候都穿布鞋，鞋子放在地上一晚上，第二天早上鞋底都是湿的。我们家的家具非常简陋，都是木头桌子、凳子，因为潮湿，时间长了，木头腿都烂了。窗棱上夏天粘一层纱布防蚊子，冬天糊一层高丽纸，自己拉煤、生炉子，也不暖和，非常冷。外屋有一个书桌，一个旧沙发，中间摆着一个很旧的画架子，就占那么小一块地方，画大幅的油画要离远一点看效果，父亲就出门隔着窗户看，看完了再进来画。我们在大杂院里住了25年，父亲画了很多精彩的作品。今天的人们可能难以想象，他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创作的。

　　父亲晚年住在方庄，工作条件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虽然面积小，总算有画室了。现在一些画家住在大别墅里，有大画室。很多人看到我父亲现在的创作和生活条件，都觉得不可思议。我父亲的一生是追求艺术的一生，他对于物质没有很高的要求。过去是政治的压力，现在是金钱的诱惑，不管是什么样的条件，他都不变，保持着艺术家的本色。

　　问：他为什么没让你们学画画？

　　吴可雨：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现在人们看到他地位很高，画价很高，但很多人不知道他这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30多年前，或者再往前追溯一下，那个时候中国的社会环境完全是政治决定一切，强调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那种环境根本不能发展艺术。特别是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尽管抱着满腔的热情回国，想为新中国的艺术事业做出贡献，但是他的理想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他在法国巴黎学的是西方艺术，他的艺术观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是腐朽的，他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在当时是容不得的，所以他只能一直忍着。后来他在中央美院受排斥，到了清华美院，很多年里被边缘化、被压制、被批判。

　　他说过，他自己走上艺术道路，完全是因为他热爱艺术。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他一直在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但是走上这条道路之后，他发现从事艺术是没有出路的，他不愿意我们再走这条路。我们小时候也喜欢画点画，他就说，艺术有什么用呢？做“空头艺术家”没有意义，让我们做一些对人类有实际意义的工作。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坚持画画，但是没有展出、出版的机会。因为那时候都画工农兵、歌颂领袖，你画风景，画资产阶级那些东西，根本就为社会所不容。所以他是反对我们学画的，这也是因为他自己惨痛经历的教训。

　　问：您的母亲至今不知道父亲已经离开？

　　吴可雨：对，还没告诉她，因为她身体情况不好，怕她知道后，精神上受不了这个打击，加重她的病情。她现在有一点老年痴呆症，不是很严重，但是在思考问题这方面，她已经不是正常思维了，而且记忆基本没有了。比如你跟她说今天的事情，她一会儿就忘了。她非常关心爸爸，已经形成习惯了。所以，吃饭的时候会问：“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吃饭呢？”晚上又问：“爸爸怎么还没回来睡觉呢？”我们就骗她说爸爸身体不好，还在医院休养，她就信了。第二天她仍然会问。现在母亲身边离不开人，我和弟弟每个人轮流陪她一个月。本报记者 续鸿明

稿源： 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