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9月17日第5版，作者：华逸龙，原题：《好像历史上没有过这个人——《王一亭年谱长编》责编札记》 

      《王一亭年谱长编》（王中秀编著，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马上就要付梓了，王一亭这个被遮蔽和遗忘了半个多世纪的人，虽然在改革开放后，随着艺术品拍卖的兴起，人们逐渐开始了解他，但是这些了解仍是冰山一角。

      当我们翻开1999年三卷版《辞海》，在“王震”词条后出现在眼帘中的只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可见此王震非白龙山人王震、王一亭，而是原三五九旅旅长，建国后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查国内一本1988年出版的《书画篆刻实用辞典》，亦无“王震”词条；在电脑上打《王一亭年谱》，搜索出来的第一条内容是“我在寻找王一亭的资料时很惊讶，这位亦商亦儒的大家竟然至今没有年谱出现。因此我只能从散见各处的零星材料中拼凑出他当年的生活”。《王一亭年谱长编》序文的作者郎绍君写道：“在距今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王一亭被遮蔽和遗忘了。没有对他的纪念活动，没有出版过他的画集，也没有相关的记述或研究性文字，好像历史上没有过这个人。”近些年，王一亭书画的买卖热起来，有关他的介绍才逐渐见诸于书刊报端，但往往是零零星星、错误百出，有的甚至是负面报导。

      王一亭（1867-1938），20世纪重要的民族实业家、慈善家，辛亥革命的忠实支持者、组织者、参与者，著名的海派书画家，清末民初的闻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好像历史上没有过这个人”呢？到底人们对他有什么误解和曲解呢？下面据《申报》、《时报》等对王一亭前后长达六十多年几百篇的即时报导作为根据，分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他（王一亭）是卖国的汉奸”说

      有学者从散见各处有关王一亭的零星材料中发现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人们忘记了这个人。个中原因，有人认为是他同日本人有过密切的关系。他曾任日本洋行买办；

      1925年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时，王氏除捐款外，还将自己所作书画义卖后捐赠给日本政府，并获天皇褒奖。日本投降后，他因这一段经历还被人抓了辫子，甚至有人说他是卖国的汉奸”。下面我们对这段话来做一些分析。

（一）“（王一亭）曾任日本洋行买办”说

      王一亭1902年三十六岁时，开始出任日本大阪商轮公司买办；1907年四十一岁时，开始出任日本日清轮船公司中方经理。《辞海》对“买办”的解释为“外商雇员，称‘华经理’或‘中国经理’”。由此可以说“买办”不等于“卖国”。

（二）“日本关东大地震时，王一亭捐款赈灾，被日本百姓称作‘王菩萨’并获天皇褒奖”说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关于谱主在此次地震时的活动情况，当时的《时报》和《申报》从9月4日开始有数十篇报导。重点有以下几点可以供我们探讨上述说法是否正确。

1.地震发生后从9月4日开始，上海各公团、各善团多次举行商议赈济日灾联席会议并成立了中国协济日灾赈会，选出除会长一人之外，谱主与另一人被选为副会长。从以上报导我们不难看出王一亭在其中作为组织者之一出力出资可能会更多一些，但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这段日子里《时报》《申报》等报纸没有见到有“王菩萨”的说法。

2.关于“王一亭私人寓所梓园内的那排日式建筑是日本天皇为报答他在日本大地震时救济帮助日本灾民之恩而特派日本建筑设计师赴沪融合中日风格而建造并赠送给他的”民间传说。这都是无根据的街坊传言，查当时的各种报刊均无此相关报导。说这园子与日本人没什么关系倒也不是，毁掉王一亭这心爱园子逼迫他离家出走而心力交瘁并在第二年就死去的正是日本人。

二、“居处有古樟树一株，因额其居曰樟园”说

      梓园是王一亭的私人寓所,“以园中有老梓树一株，甚爱之，因以为名，吴昌硕篆‘梓园’两字为府额”，而不是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美术辞典》

(后2002年修订、增补，重新编纂成《中国美术大辞典》)

      “王震”词条中说的“居处有古樟树一株，因额其居曰樟园”。王一亭自1918年买下园子后，在那里生活工作了二十年，举行过无数次书画、慈善、佛教、商业等重大活动，并接待过国内外包括爱因斯坦等在内的贵宾。如今我们如果去乔家路113号，仍可看到一沿街的两层西式骑门楼，大门上端有用籀文书写的门额“梓园”二字。

三、“一亭自此拜吴昌硕为师学画，画风大变”说

（一）“王一亭拜吴昌硕为老师”说台北中国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王一亭书画集》载“一亭自此拜吴昌硕为师学画，画风大变”；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辞海》载“（王一亭）早年学任伯年画法，中年后于吴昌硕有师友之谊”。对“王一亭师从任伯年”的说法，恐怕没什么人会提出异议，至于说“（王一亭）拜吴昌硕为师习画”，本谱据王一亭所作《在恩师任伯年画竹遗墨上为吴昌硕造像》上的吴昌硕题记云“画中之竹廿年前伯年先生所作，一亭王君为予画像其中，呼之欲出。一亭，余友也；先生在师友之间也，道所在而缘亦随之”，揭示出了“吴王缘”的“道”之所在和他们之间的忘年交。在这里吴昌硕已经把他与王一亭和任伯年的关系讲清楚了。但也有许多著述在引用以上这段文字时，把第二个“先生”曲解成了王一亭。其实“先生”这二字指的就是任伯年！这句话也就是说：王一亭是我朋友，任伯年和我的关系在师友之间。

（二）“（王一亭）画风受了吴昌硕影响”说

      王一亭师从任伯年，但1914年开始，他的风格大变，人们把他画风的变化归结为“拜吴昌硕为师，故画风受了吴昌硕的影响”。实际上是王、吴共同的审美取向，导致了他们画风相似，对他们画风演变造成影响的是七道士的简笔大写意。七道士，生于1751年，山东嘉祥人。名曾衍东，字青瞻，号七道士。嘉道年间画家。《瓯雅》说他“用笔似青藤、板桥，而狂放过之”，《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说他“粗笔焦墨，别饶逸致”。鸦片战争后，新一代海上画派名画家受七道士画风影响的便有吴昌硕和王一亭，所以我们常可在王一亭、吴昌硕自己的作品中看到“拟七道士笔意”、“此图用七道士笔法”、“拟七道士画法”等等的题词。本谱就录有“在1914年初夏，王一亭出《七道士画册》与吴昌硕相观摩”这件事。当时王一亭请吴昌硕题了词，从题词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俩对七道士是顶礼膜拜的。吴昌硕感叹道：“今人作画多凋镌，谓人大写之病医难痊。取悦于人工卖钱，后世之名不争五百年。涤我尘襟读此画，画境移人吁可怪。及其老也得且戒，君家述圣吾同拜。一亭先生属题，甲寅初夏，吴昌硕时年七十有一。”这段话是说：当今人们作画多雕琢，还指责别人大写意的毛病医治也难痊除。为取悦于人卖几个钱，只求眼前的利益不管能否流芳百世。读七道士的这些画，能洗涤去我胸襟的凡俗，让我走进了他的画境，太奇特了。就是到了老年也当引以为戒啊，您（王一亭）讲此画神圣，我也同样崇拜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一亭和吴昌硕对七道士及其作品是极其喜爱、佩服和崇拜的。

      其实绘画界总有人以为只有那些没有造型能力的人才去画那些粗笔头画，如果看到王一亭1935年六十九岁时画的《美国小影星秀兰邓波儿》，就会否定这种想法了。就是现在看这幅作品，从造型、素描上（因为图片是黑白的，暂且不谈色彩）看，也没有一点瑕疵。头发、皮肤，包括五官各具质感，而且竟用中国画很概括的方法画出了这些效果，一点也不逊色于西画，更重要的是小女孩非常可爱，画得很传神。纵观王一亭、齐白石等这些喜好粗笔、简笔写意的画家，实际他们的造型能力都是很强的。看看齐白石精工细雕的小虫就知道他有多少功力，反之粗笔写意难道就不用见笔见墨了吗？只不过精细写实的画通俗易懂下里巴人，粗笔写意的画笔言简意赅阳春白雪罢了。

      以上是我在编辑《王一亭年谱长编》时的一些心得。由于工作原因让我有幸远远地抬头仰望这个令人尊敬的老者，这是个契机，为我走近他的身旁打开了一扇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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