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听琴图》本画描绘得相当精致，人物表情以及画面气氛，足以引人人胜。通过纤细的技法和迷人的色彩，把作品描绘得工整清丽，神妙无加。但从所流传的赵佶各种画笔看来，以及古人的一切看法，认为此图不是赵佶之手笔，元汤自谓“余自可一望而识”。胡敬曾在他所著《西清札记》中大骂在上面题诗的蔡京，说他公然敢于皇上画笔上面正中题诗，看来是有一定的道理，也是我们值得分析的。应该说，无论如何蔡京不应该如此“肆无忌惮”地题诗于画之正中，而且还在皇上御笔上方。因此，历代鉴赏家认为《听琴图》并非赵佶之作。然而不管此作是代笔，或者是画院中人的作品，无论如何，它都是一幅“神笔之妙、无以复加”的上乘作品。

　　中国宋朝延续300多年,其绘画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民间绘画、宫廷绘画、士大夫绘画各自形成体系，彼此间又互相影响、吸收、渗透，构成宋代绘画丰富多采的面貌。

　　绘画的繁荣　北宋统一消除了封建割据造成的分裂和隔阂，在一段时期内社会保持着相对安定局面，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城市布局打破坊和市的严格界限，出现空前未有的繁荣。南宋虽然偏安江南，由于物产丰盛的江、浙、湖、广地区都在其境内，大量南迁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一起共同开发江南，经济、文化都得到继续发展并超过北方。北宋的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南宋的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等城市商业繁盛，除贵族聚集外，还住有大量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城市文化生活空前活跃，绘画的需求量明显增长，绘画的服务对象也有所扩大，为绘画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

　　宋代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行列，与更多的群众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一批技艺精湛的职业画家，将作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汴京及临安都有纸画行业。汴京大相国寺每月开放5次庙会,百货云集，其中就有售卖书籍和图画的摊店；南宋临安夜市也有细画扇面、梅竹扇面出售；汴京、临安等地的酒楼也以悬挂字画美化店堂，作为吸引顾客的手段。市民遇有喜庆宴会，所需要的屏风、画帐、书画陈设等都可以租赁。适应年节的需要，岁末时又有门神、钟馗等节令画售卖，为市甚盛。北宋时，汴京善画“照盆孩儿”的画家刘宗道，每创新稿必画出几百幅在市场一次售出，以防别人仿制；专画楼阁建筑的赵楼台;画婴儿的杜孩儿,也在汴京享有盛名。吴兴籍军人燕文贵常到汴京州桥一带卖画。山西绛州杨威，善画村田乐,每有汴京贩画商人买画,他即嘱其如到画院门前去卖，可得高价。社会对绘画的需求和民间职业画家创作的活跃，是推动宋代绘画发展的重要因素。宋代由于手工业的发达,促成了雕版印刷的发展与普及,出现了汴京、临安、平阳、成都、建阳等雕版中心，不少书籍及佛经都附有版画插图，现存宋金雕印的弥勒像、陀罗尼经咒、《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赵城藏》等，可见其绘刻之精美程度。

　　在五代南唐、西蜀建立画院的基础上，宋代继续设立翰林图画院，以培养宫廷需要的绘画人才。北宋徽宗时还曾一度设立画学。宋代多数帝王如仁宗、神宗、徽宗、高宗、光宗、宁宗等人都对绘画有不同程度的兴趣，出于装点宫廷、图绘寺观等需要，都很重视画院建设。特别是徽宗赵佶,本人在绘画上具有较高修养和技巧,注意网罗画家，扩充和完善宫廷画院，并不断搜访名画充实内府收藏，导致了宫廷绘画的兴盛。画院画家与社会保持一定联系，但又受皇帝的制约，宫廷绘画带有明显的贵族美术的特色，既精密不苟，又在某些作品中有萎靡柔媚的趣味。画院集中了社会上的优秀画家，体现了时较高的水平，创作出如郭熙的《早春图》、《关山春雪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西湖争标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李唐的《采薇图》、《万壑松风图》，马远的《踏歌图》、《水图》等一大批成功的作品。

　　唐代出现的文人画，从北宋中后期以后形成巨大的艺术潮流。当时对绘画的收藏、品评和延纳画家作画已在上层文人士大夫中蔚然成风。更有不少文人亲身参加绘画实践，像诗词一样用以寄兴抒怀，在题材选择、形象处理及审美情趣上，都有自己的独特要求。他们在画幅上题字咏诗渐次增多，开辟了书画题跋的新天地，并能自觉地将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引入绘画中，极大地丰富和提高了绘画艺术的表现手段。两宋时期文人士大夫中涌现了仲仁、扬无咎的墨梅，文同的竹，苏轼的古木怪石，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赵孟坚的水仙等，成为后世文人画家追随学习的典范。此外较为著名者还有燕肃、晁补之、宋道、宋迪、蔡肇、张舜民等人。文人士大夫在绘画理论上也颇有建树，欧阳修提出表现萧条淡泊的情怀，陈与义主张“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等一系列见解都具有代表性。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绘画影响到辽金地区，成为元明文人画发展的前导。

　　在绘画高度繁荣的基础上，绘画理论著述也大量问世。画史、画论、绘画赏鉴及收藏著录等著作大量流传，如《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画史》、《林泉高致》等，成为今日研究古代绘画的重要文献依据。

苏轼《枯木怪石图》 米芾《画史》说： “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 《枯木怪石图》简洁明了的画面上，怪石盘踞左下角，石后冒出几枝竹叶，而石右之枯木，屈曲盘折，气势雄强， “怪怪奇奇”，于笔意盘旋之中，凝聚成一团耿耿不平之气，更有一股浩然气脉，由石而树、由树干而树梢，扭曲盘结。直冲昊天。苏轼一生，几遭贬谪，在错综复杂的宋王朝政治斗争中饱尝仕途的滋味，愤懑不平之气交织于心，发诸毫端，借诗画以泄胸中盘郁。苏轼曾自题其画云： “枯肠得酒芒角出，肺肝错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足以说明其抒写胸臆之情。苏轼作画，固然重视抒发情感，但并不忽视形式技巧。他曾自谓：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追求。” “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 快也。” “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回头再观此图：枯木用笔迅疾、取势不惑，画心枯淡盘旋，墨色变化多端。运用书法之笔法，飞白为石，楷行为竹，随手拈来，自成一格。作为艺术家，苏轼在绘画上不落前人之窠臼，不拘古人之绳墨，强调表现自我，有所创新。倡导“士夫画”，批评院体之匠气。强调神韵，不拘形似，真诚抒发胸中意趣。再观共文、其书、其人，诚然如是。	马远《梅石溪凫图》 马远极善造境。在此画中，一角山岩横空伸出，却不突兀； 一泓清泉，淡淡水气，静显清晨之态；梅枝两三，花蕾初绽，盎然生机便呈其中；野凫戏水，争知春暖，打破了山涧宁静，平添了许多生趣。抒画之意，涵诗之情，境味隽永，是此画最大特点之所在。 “马一角”之名称雅号也可以从此画中观出一二意味。《梅石溪凫图》除此构图巧思之外，在用笔上也是颇具特色的。如图中左下角的巨岩用的是小斧劈皴，笔法有力明晰，横出之石则用晕染之笔，迷迷累累，突兀之感顿然消失，而且还衬托出些许空远之感。点苔儿笔用在岸边与巨岩之上，岩之峻因此而含润，岸之平淡则有几许浓郁生气。梅枝如虬龙展体，铁臂横伸，笔法劲硬有力却又不失曲折游动之变化，梅花点缀更丰富了枝干的动感， 与戏水野凫相映成趣。构图之巧与用笔之活，皆成趣味，简洁明快，雅意横生。落款也有独到之处。在此画中，既未见题辞，也未见作者印章，而且作者的题名落款如不细心观看尚不易找到。原来作者将自己的姓名以近似点苔的用笔题在巨岩下部空白处，稍不留心就会让人误以为是点苔之笔。由此也可见作者构思巧妙，用心独到。

　　绘画的发展阶段　大致有4个阶段：
　　①　宋初100余年间,大体遵循五代绘画传统。北宋开国后,汴京一带成为绘画艺术中心,宫廷画院先后集中了来自西蜀的黄居□、黄惟亮、夏侯延□、赵元长、高文进等，南唐的董羽、厉昭庆、蔡润、徐崇嗣等及中原一带的王霭、赵光辅、高益等画家。院体花鸟画以黄家富贵体为规范,道释画中以吴家样影响最大,山水画以院外画家成就最高。此外,李成善画寒林平远,范宽善画崇山峻岭，许道宁善画平远、野水、林木,他们3人皆先后在不同方面，发展和丰富了荆浩、关仝的北方画派。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的江南画派在此时期则影响不大。当时画院内外以山水画知名的还有燕文贵、翟院深、高克明、李宗成、屈鼎等，擅长宗教壁画的有王□、高文进、武宗元等，花鸟画则有赵昌、易元吉、王友等。这些画家的创作实践，酝酿着北宋绘画风貌的新变化。

　　②　熙宁和元丰之际，出现了以李公麟为代表的鞍马人物画，以郭熙为代表的山水画，以崔白为代表的花鸟画。他们在内容及艺术上都展示出崭新的风貌，都具有精湛的技巧和深厚的修养。李公麟以单纯朴素的白描形式，精确地表现了不同阶层、民族、地域人物的特征，特别是在刻画士大夫生活形象和情趣上，获得极大成功。崔白和郭熙都可以不经起稿而放手作画。崔白描绘季节气候变化中禽鸟的情态，善于表现败荷凫雁的荒情野趣，突破了宋初以来画院内黄氏体制的规范，取得了更为自然生动的效果。郭熙通过景色季节及气候的描绘，表现了山水林泉的幽情美趣，把李成以来的北方山水画派推向更高水平。以苏轼、文同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绘画潮流，也于此时形成。驸马都尉王诜筑宝绘堂收藏法书名画,并于府第西园中聚集诗人画家赋诗作画,皇族赵令穰善作清丽富有诗意的小景山水，以及米芾这一时期已开展的书活动，都显示出这一阶层艺术活动的活跃。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郭熙父子《林泉高致》及苏轼等人的论画诗文显示了此一时期绘画理论的新成就。

　　③　徽宗赵佶、高宗赵构统治时期，是宋代宫廷画院最为繁荣的时期。徽宗时画院制度已相当完备，社会上民间画家艺术水平的提高，为画院输送了不少优秀画家。此时画院高手云集，善画百马、百雁的马贲，开南宋山水画新风的李唐，善画风俗界画的张择端，富有才华的青年山水画家王希孟，善画花鸟翎毛的韩若拙、孟应之、薛志，以画婴儿货郎著称的苏汉臣，为徽宗代笔供御画的刘益、富燮等人，都以画艺精湛、笔墨不凡而著称。徽宗时内府书画收藏极富，公卿士大夫收藏家也甚多，《宣和画谱》反映了当时宫廷收藏的盛况。靖康之变，汴京被金兵洗劫,一部分画家被掳北去,宫廷藏画流散北方甚多，给金朝统治区绘画发展以相当影响。另外，大批画家纷纷逃到江南，又成为南宋高宗画院中的骨干力量，促进了江南地区绘画的发展。

　　④　孝宗以后的南宋时期，特别是光宗、宁宗时期，山水画继李唐之后，出现了明显的画风变化，代表画家为刘松年、马远、夏圭等人。他们重视章法的剪裁，巧妙地利用画面大片空白突出鲜明的形象，画面效果含蓄凝练，简洁而富有诗意，具有优美的意境，简率而富有表现力的大斧劈皴则显示了笔墨技巧的提高。历史故事画及风俗画在整个南宋时期都比较发展，此时出现的李嵩是尤其值得注意的画家，他曾作《宋江三十六人像》、《服田图》、《四迷图》、《观潮图》等，作品大都含有深刻的意义。梁楷、牧溪、温日观的水墨、减笔则开了元明写意画之风气。

　　绘画各科的发展　宋代绘画分科更加细致、专门。宋徽宗时期办画学,分为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6科。《宣和画谱》著录藏画，则分为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10门。孝宗乾道三年（1167）著成的《画继》辑录画家时，则分为仙佛鬼神、人物传写、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兽虫鱼、屋木舟车、蔬果药草、小景杂画等 8类。这些现象反映了绘画表现范围的扩大和题材分工的细致、深入。

李唐《万壑松风图》款识题于远峰上：“皇宋宣和甲辰春，河阳李唐笔。”可知作于一一二四年，其时李唐约七十岁左右，是南渡前的作品。画面山峰高峙，山石巉岩，峭壁悬崖间有飞瀑鸣泉，山腰间白云缭绕清岚浮动。从山麓至山巅，松林高密，郁郁葱葱。山脚下乱石珠连，水流奔涌。大自然雄壮之气扑面而来，给人以气势磅礴的感觉。李唐布局中取近景，突出主峰和崖岸，以造成迫在眉睫的视觉感受。山石皴法，融合了李成、范宽、郭熙诸家技巧，用多种皴法表现不同的石质，如主峰，上端用长钉皴刮铁皴，中部偶尔参以解索皴；在山腰以下使用独创的马牙皴。此外还可以看出其后来创造出小斧劈、大斧劈的雏型。对皴法的运用是李唐在此图中的最大特点，对后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到现代还在为人们所学习探讨。	目前学术界对《雪景寒林图》是否范宽真迹尚有争议。长期以来。此图流传不明。图上之印“御书之宝”方玺的印文和印色都具有宋代特点，可见宋代藏于宫中。从此至明代，不知流落何处。明末清初，被收藏家梁清标收藏，图上有“蕉林”“蕉林收藏”朱文方印两枚和“观其大略”白文一枚。其后见录于《墨绿汇观》，有“安氏仪周书画之章”、“思源堂”白文方印两枚和“麓印”朱文方印一枚。大概与此同时，押有“乾隆御书之宝”，说明此图曾被清宫收藏。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又流落民间，被收藏家张翼购得。今有“潞河张翼藏书记”朱文方印和“文孚嗣守”白文方印两印。此图描绘了北方壮美的雪山景色。画中雪峰屏立，山势高耸，白雪皑皑。深谷寒林间，萧寺掩映，流水无波，峰峦沟壑间云气万千。其山取盘桓向上高远之势，其水造平静冷凝之态，其树画深郁寒峭之意。从此图可以体味到，作者已不拘于刻形着物的风格，脱离真山真水，表达出一种写胸中块垒，传意中山水的倾向。

　　人物画在反映现实生活中有了大幅度的进步。从唐代以画重大历史事件和贵族生活为主，扩展到描绘城乡市井平民生活的各方面：如卫贤（传）《闸口盘车图》、王居正《纺车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苏汉臣《秋庭戏婴图》、李嵩《货郎图》、朱锐《盘车图》、阎次平《牧牛图》和无名氏《耕织图》、《耕获图》、《柳荫云碓图》、《江天楼阁图》及见于记载的高元亨《从驾两军角抵戏场图》、燕文贵《七夕夜市图》等,都显示了画家视野的扩大和对现实生活的兴趣与热情。宋代城市中描绘民俗题材的节令画如《岁朝图》、《五瑞图》、《大傩图》、《观灯图》也纷纷出现。描绘贵族文人生活的绘画仍然流行，带有情节的肖像性绘画，如李公麟《西园雅集图》、赵佶(传)《听琴图》也都具有较高艺术成就。历史故事画中常糅进民间传说，曲折地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态度。如描绘操守气节坚贞不屈的人物的《采薇图》，诤言直谏以及与权□的斗争的《朱云折槛图》、《袁盎却坐图》、《陈元达锁谏图》，反映以正确策略解决民族问题的《免胄图》、《便桥会盟图》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描绘因战乱和复杂的民族关系而造成的不幸悲戚遭遇的绘画非常流行，如《文姬归汉图》、《明妃出塞图》，像当时民间的讲史一样，表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忧患意识。宋代统治者提倡道教，修建寺观,道释壁画虽缺乏唐代那样宏伟的气势,但仍然保持了相当规模。如东京大相国寺、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五岳观、宝□宫及南宋临安的显应观、西太一宫、五圣庙等壁画大都出自画院名家手笔。真宗时为建玉清昭应宫，招募天下画工，应试者逾3000人，徽宗时建五岳观，大集天下名手，应诏者达数百人，可见其人才之众。宋代宗教画中出现更为鲜明的世俗化倾向。以热闹的场面、有趣的情节吸引观众，道教画中创造了大量的神□形象，不少是凭借现实人物形象画成。宋代前期,吴道子画派在壁画中占有绝对地位，从现存壁画粉本《朝元仙仗图》可见其艺术风貌。宋代墓室壁画之数量、质量已不能与汉唐相比。山西高平开化寺壁画、正定静志寺塔和净众院塔基地宫壁画、敦煌莫高窟宋代壁画以及河南等地区发现的宋墓壁画等，都是考察宋代壁画的重要遗存。

　　山水、花鸟画在宋代有着飞跃的提高。艺术上大大超越了唐代。宋代花鸟画家极注重对动植物形象情状的观察研究，并为此而养花养鸟。赵昌清晨绕栏谛玩，对花调色写生；易元吉深入荆湖深山，观察猿猴野生情状；韩若拙画翎毛,每作一禽,自喙至尾、足皆有名，谙熟解剖结构。宋代花鸟画家画花果草木，有四时景候、阴阳向背、笋条老嫩、苞萼后先，务求生动逼真。因而评画者视画中猫之瞳孔为竖线而指出《牡丹狸猫图》系画正午景候，农民指出名画《斗牛图》中之牛尾应下垂而不应上举的错误，以及赵佶对孔雀升墩必先举左足的论述都是要求形象真实合理。宋代花鸟画既有精工富丽，表现宫□中珍禽异木的黄氏体；也有笔墨简拔、淡彩着色，描绘败荷凫雁，富有江湖意趣的崔白、吴元瑜体；也有直接抒发士大夫情趣，专写墨竹、墨梅等的文人墨戏体。

张瑀《文姬归汉图》此画收藏有序。前端有明万历的“皇帝图书”和“宝玩之记”两印，后端书款处有“万历之玺”。传至清代为清官内府收藏，卷上有清高宗乾隆亲笔题签： “宋人文姬归汉图”，下注“内府鉴定”四字，钤“神品”、 “乾隆宸翰”两印。乾隆帝赏画之余，意犹未尽，还在卷上题诗记之。诗末押“比德”、“朗润”两个小方印。此后，画面上还盖有嘉庆、宣统等储印十枚，前隔水上有“梁清标印”、“蕉林秘玩”；后隔水上有“蕉林玉立藏图书”，后隔水之外还有“苍岩子”、“蕉林居士”两方收藏印。 蔡文姬为汉代蔡邕之女，汉末战乱中被掳至匈奴，居十二年。后曹操念其父无后，以金璧相赎归汉。《胡笳十八拍》相传为她所作。历代画“文姬归汉”的画家不少，多有象征，且以《胡笳十八拍》取意，分段描绘。张瑀的画则不以为然，整幅取势，略去背景，用飞扬的线条极有韵致地画出风沙弥漫的漠北大地上，一队迎风行进的人马。画面气势开合起伏，高低错落，以实景和虚景相构和的方式展现主题。人马是直观的、实在的，风沙是联想的、虚幻的。通过实在之物的品味，展开广大的联想空间，是中国画构图的奥妙所在。画面的动感很强，细看的地方很多，人物的衣着、动态、表情都很符合人物的身份。

　　“画中最妙言山水”,由于社会的重视,山水画逐渐跃居绘画的主要地位。许多山水画家深入自然山川，朝夕观察和反复体会，因而精确地画出不同地域、季节、气候的特征，追求优美动人的意境。从全景式的大山大水及松石,到用笔简括、章法高度剪裁的边角之景,显示了不同时期的卓越创造。山水景物不仅是仙山楼阁、贵族园囿游赏、士大夫幽楼隐居的景色，更多的是南北方山川郊野的自然景色，其间穿插有盘车、水磨、渡船、航运、捕鱼、采樵、骡纲行旅、寺观梵刹、墟市酒肆等平凡生活情节，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通过真实的景物描写，体现优美的想像，塑造诗一般的意境。

　　绘画的成就　宋代绘画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峰。它所反映的广泛的现实生活内容，在古代绘画史上是极为突出的。运用多采的优美的艺术形式，创造了很多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元明清绘画中的风格样式及理论大多可在宋代绘画中找到根据，表现了中国绘画的成熟与高度繁荣。

　　宋代绘画艺术在技巧上有许多重要创造。着重挖掘人物的精神状貌及动人的情节，注重塑造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花鸟画、山水画追求优美动人的意境情趣，注意真实而巧妙的艺术表现，并努力进行形象提炼，有着高度的写实能力。文人士大夫绘画对于绘画艺术的繁荣提高也有促进作用，他们在主观的表达和笔墨效果的探索上尤有贡献。宫廷绘画在整个社会绘画的繁荣基础上得到高度发展，其艺术成就也不容忽视。

文同/墨竹图

　　宋代绘画其代表人物为李公麟、苏轼、文同、米芾等人。艺术上力求洗去铅华而趋于平淡素雅，崇尚天真清新的风格。 真正建立宋代书法独特面貌而最体现高度成就的是北宋中后期出现的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的书法，在书法史上将此四人称为＂宋代四家＂． 南宋书法大都跳不出黄庭坚，米芾的藩篱，其成就远不及北宋，缺少领一代风骚具有深远影响的书法家．

李嵩《夜潮图》 凡读过南宋周密的散文《观潮》的人，都会为文中听描写钱塘潮的壮观而感叹。与周密同时代的南宋画家李嵩的《夜潮图》亦是从造型艺术的角度描绘这一壮丽景观。画面表现的应是八月十五日的中秋之夜，明月当空，清光如水，透过高阁的脊檐栏杆，但见潮峰奔涌而至，如“玉城雪峰，际天而来”。构图上作者不取“全景”，仅以宫苑 角入画面，是典型的南宋山水风格。在月色的处理上亦见作者的用心，作者不以重暗的调子来表现月光倾泻，而以宫苑内部异乎寻常的静寂来体现月夜的静谧。对于浪涛的描绘，尤为精彩，作者将细节的真实和诗意的虚旷相融合，以简明流畅的笔法和醇润的墨色，辅以透明的淡色，来勾勒、渲染、烘托出汹涌波涛，在月光的下面，滉滉漾漾。画面左下方署“臣李嵩”， 画的上方有坤卦图书，并题有“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十四字蝇头小楷。

　　六骏图题跋
　　赵秉文行书赵霖昭陵六骏图题跋 金赵秉文书。纸本。行书题赵霖所画《天闲六骏图》。款署“庚辰七月望日”，是年作者六十二岁。书法纵逸酣畅，古朴自然。金元好问云：“闲闲公书如本色头陀，学至无学，横说竖说，无非般若。”此件为赵秉文书法佳作。幅上钤“吴简”朱圆方印，“马”字肖形印一方。《石渠宝笈续编》、《石渠随笔》著录。

　　行书宏斋帖卷
　　纵39.2厘米,横149.9厘米 南宋文天祥书。纸本。此为文天祥致包恢的信札。帖中颇多忧国之言，且书法劲秀，不特以人重也。卷后有明李时勉，清永瑆、绵亿、李瑞棻、朱益藩题跋。曾经明项元汴，清卞永誉、永瑆等人鉴藏。《珊瑚网书跋》、《平生壮观》、《墨缘汇观》著录。 现藏故宫博物院

　　行书自书诗卷
　　南宋赵孟坚书。纸本。行书八十二行，自录旧作诗五首。此卷间架紧密，行次相顾得势，锋颖秀挺不羁，别饶佳趣。自署书于“宝祐甲寅”，即宝祐二年?（125年），是他五十六岁时所写。卷后有赵孟葆及元苏大年等践。曾经明吴帧，清梁清标。安歧、清内府，近人周鸿孙等收藏。《大观录》、《墨缘汇现》、《辛丑销夏记》等书著录。 现藏上海博物馆

　　待漏院记卷
　　南宋张即之书。纸本。所书系北宋王禹撰“待漏院记”一篇。此卷字大如碗口，字体结构严谨，体态俊美，用笔粗壮雄健，取法于颜真卿，然中锋、侧锋交替使用，有方劲古拙、斩钉截铁之感。此卷虽无作者款印，但从字卷的风格看，显为张即之的手笔无疑。卷后另纸有明吴宽、李东阳题跋，对张即之的书法作了评价。卷前有清人王芝林所录《待漏院记》全文刻石拓片。曾经近人吴湖帆收藏。

　　杨婕妤百花图卷
　　传南宋杨妹子作。绢本。工笔设色。画寿春花、长春花、荷花、西施莲、兰、望仙花、蜀葵、黄蜀葵、胡蜀葵、玉李花、宫槐、莲桃、灵芝等各种花卉十四种，另有天空、红日、祥云三种，计十七段，每段各有题咏。画风为南宋院体，设色妍丽，画法简练。景物用马远法，花卉取马麟画法。小楷诗题，字书严谨娟秀，妩媚多姿。画卷前有作者题诗。卷后明人题跋。清梁清标、清内府，近人张伯驹收藏。《石渠宝笈初编》、《书画记》、《丛碧书画录》著录。

　　薇亭小憩图
　　赵大亨薇亭小憩图纨扇 南宋赵大亨作。绢本。设色。画山峰脚下庭院景物，界画凉亭，两棵挺健的紫薇树，叶茂花繁，玲珑石点缀其间，亭中一人床上休息，幽静凉适，清旷之气超出尘表。石面上作者行书“赵大亨画”款。《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雪山行旅图轴
　　南宋刘松年作。绢本。设色。图中山白雪皑皑，映衬秋霜红叶丛树，分外妖娆，林中房舍既然隐现，绕村水面，一舟泊于岸边。岸渚溪桥，行旅者不畏严寒，踏雪而行。全画用笔工细，人物面貌高古，神态刻划入微。房舍以界画笔法为之，工整严谨。山体巍峨，富有气势。画面左侧下端山石署有“刘松年画”四字款。

　　月夜秋声图页
　　南宋马和之作。绢本。设色。画面月兔东升，激流若响，岸边老树摇曳落叶，一人席地坐虎皮之上，临流独饮遐思，旁立一童子侍候。无款印。左上方赵孟頫行书“白沙留月色，绿柳助秋声”五言诗句，这一完美的概括，更增加了诗情画意。此图的画风，与《唐风图》一致，极富生活气息。上钤有项元汴、文石收藏印记。清高宗弘历行书七方诗对题：“散坐坡陀满意情，静晞月色聆秋声。谁为能者谁所者，四句金刚概七情。”下钤“意在笔先”印。明项元汴，清内府收藏。《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枇杷山鸟图
　　南宋林椿作。绢本。设色。枇杷枝头，硕果累累。一小鸟栖于枝上，俯视着枇杷果上的小昆虫。笔法精细，小鸟生动有神，果、叶描摹细致，具有宋画精密的特点。曾经清宋荤、清内府收藏。《石渠宝笈三编》著录。

　　宫乐图 　轴 北宋 无款 　绢本设色 　纵48.5厘米，横70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画宫中仕女宴饮奏乐场面。四人在玩笛弄瑟，吹箫弹筝。一名侍女在一旁击板相合。另外五人饮酒赏乐，姿态各异。色彩鲜丽，线条细整。人物略为丰腴。此幅无款印。是北宋人临摹唐人的作品。仕女的面貌服饰、器用皆为唐式，但笔力差弱，表情刻板，显系临摹所致。

　　五马图 卷 　北宋　李公麟 　纸本墨笔 　　　

　　李公麟（公元1049--1106年），字伯时，舒城（今 　安徽）人。熙宁三年（公元 　1070年）中进士，擅书画， 尤工人物又以画马著名。精于白描，风格独特。画宋朝元右初年天驷监中的的西域 名马五匹依次为凤头骢、锦脯骢、好头赤、照夜白和满白花。各有一名奚官或圉人。画无作者款印，前四马后各有黄庭坚笺题的马名、产地、年龄尺寸，卷末又有黄氏总跋，题为李公麟作。因第五匹马（满川花）后无-黄庭坚笺题，有人怀疑满川花一段非李氏亲笔，为后人补入。所画五位马官。两位是汉人，余马外族。形貌、服饰、神情各异。除局部有烘染外，都用单线白描。行笔劲细，富于变化。刻画出马的殿背的圆劲与弹性。笔法简洁苍劲，所画名马又文秀而又神骏，是宋代人马的杰作。 　

　　阿弥陀经变 　唐 　纸本设色 　纵29厘米，横45.5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1956年春，浙江龙泉金沙塔中发现的经卷残片。分上下两部分：一为《阿弥陀经》的一部分；上为根据经文所绘变相。根据《阿弥陀经》所绘西方净土变是唐代流行的佛教画题材。由于在经卷中随文描绘，构图与敦煌壁画《西方净土变》迥然不同，以金楼玉宇、七宝莲池居中间，将三世佛退居右边，左边为三个供养人，空间而以天花祥云。设色青绿重彩，壮严臻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一件极为难得的艺术珍品。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十二世纪初期一幅杰出的风俗画，描绘了清明时节，汴京各阶层在城郊一带的种种活动。不仅内容丰富，笔法精炼，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至于画面的内容场景，读者观图便可体味，在此不再赘言。就其构图艺术，作者采用中国古代画家运用的“鸟瞰法”，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作者对社会生活和一切事物的特征观察极精，并有很敏锐深刻的形象记忆力和组织构图的卓越技巧。至于人物神态的生动，树木、水纹笔法的健朴流畅，界画的精炼和谐，都可见于作者在人物、山水、楼阁诸方面的全面修养。它集宋代各画种的高超技艺于一图，纷繁多变，于繁杂间游刃有余。尤其是对人物形态的仔细观察，并精心刻画，我们从图中可逐一欣赏。至于内容的思想性，则更值得重视，它表现了当时的社会风俗和生活风貌，并重点刻画了作为当时交通命脉的汴河运输情况和劳动者的艰苦生涯，实为我国古代绘画之瑰宝。此画无作者署名，因画后金代张著之题跋明其作者及生平。《宣和画谱》亦不载张择端画名，疑有别由。如陆完跋曰：“宣和书画谱之作，专于蔡京”，京以权奸排除异己，因此《画谱》不载张氏，犹《书谱》之不载苏黄。此说甚是。

　　虢国夫人游春图 卷 　唐 张萱（宋摹本） 　绢本设色 　纵52厘米，横148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张萱，唐代开元、天宝间享有盛名的杰出画家。在当时“唐尚新题”风气的影响下，画家采取现实中有典型意义的题材，创作出主题如此突出的杰作，与大诗人杜甫的《丽人行》史诗交相辉映，有其深远历史意义。原作曾藏宣和内府，由画院高手摹装再现虢国夫人挥鞭策马、盛装出游，“道路为（之）耿骇”的典型环境。画面描写了一个在行进中的行列，人马疏密有度，以少胜多。作品重人物内心刻划，通过劲细的线描和色调的敷设，浓艳而不失其秀雅。精工而不流于板滞。原作已失，摹本犹存盛唐风貌，足堪珍视！此图在两宋时为史弥远、贾似道处藏，后经台州榷场流入金内府，金章宗完颜景在卷前隔水题签，指为宋徽宗赵佶所摹。见《庚子销夏录》《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诸书著录。为流传有绪的唐宋名迹中稀有瑰宝之一。 　

　　牧马图 　唐 　绢本设色 　纵53.5厘米，横22.3厘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吐鲁番阿期塔那一八八号墓出土墓主人典仙妃是“晨摇彩笔、晚弄琼梭”的绘画和织绣能手。该墓共出土牧马屏风八扇，这是其中的四扇，可能是曲仙妃生前的手笔。从画上可看到，画家用刚劲柔韧的线条勾画出那些骠肥体壮的骏马，马神态矫健而驯顺。那个身著白衣双眉紧皱的马夫牵著马，低首行进在草地树间，天际白云缭绕，燕雀纷飞，表现了大自然的美好风光，虽然是单线勾描，但马的骨骼肌肉都得到充分的表现，具有很强的立体感。以牧马为题材的绘画，盛唐时期甚为流行，但遗留至今的作品已属罕见牧马屏风可谓稀世珍品。 　

　　捣练图 卷 　唐 张萱（宋摹本） 　绢本设色 　纵37厘米,横147厘米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此图分组描绘宫中妇女加工白练，依次为捣练、织修与熨平。所绘十二人，或长或幼,或立或坐, 神情姿态各异。不唯捣练者的执杵挽袖，织修者的细心理线，拉练者的仰身用力，刻划惟肖，其煽火幼女之畏热，观熨女童之好奇，尤见观察细腻，描写生动。图卷前隔水细花黄绫上有金章宗贵签：“天水摹张萱捣练图”八字全卷中分押金章宗“明昌七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