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幼时，家贫。曾随母、姊、兄学画，打下了绘画基础。他祖上曾作过内江知县，后归田耕读，写诗作画，过着闲淡的田园生活。传到张大千已是第十代。其父张忠发，字怀忠，母亲名叫曾友贞。张忠发夫妇共生育九男二女，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的兄弟张正兰也是现代著名的画家。在他六岁的时候，他就跟着姐姐、哥哥读书识字。九岁时在母亲和姐姐的教导下，正式开始学习绘画、书法。他姐姐琼枝擅长画花卉、小鸟，在幼年时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大千自幼就很聪明，所以作画进步很快。十岁的孩子就能帮助母亲描绘花样，画比较复杂的花卉、人物，写字也很工整。他的四哥张文修在资中教私塾，故大千也就从四兄就读古籍，在课余常随兄赴资中，游览山水名胜，培养了对自然的审美意识。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对他起到很好的启蒙作用，同时也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后入重庆求精中学读书。18岁时，张大千随兄张善子赴日本留学，学习染织，兼习绘画。20岁时，张大千由日本回国，寓居上海，曾先后拜名书法家曾农髯、李瑞清为师，学习书法诗词。接着因婚姻问题，削发出家，当了一百多天和尚。还俗后，即以其佛门法名“大千”为号，从此全身心致力于书画创作。

　　1916年新年刚过，十八岁的张大千就随著一伙商人从内江老家赴重庆求精中学上学。 


　　曾当土匪「军师」
 
　　这天清早，他们正行进在山道上，树林中忽然闪出一彪人马，几个商人一见此景立马落荒而逃，张大千不明就裏来不及逃跑，被那伙人捉住了，他被蒙上眼睛带上山去。
 
　　张大千被带到山大王面前，山大王要他给家裏写封信，告诉父母自己被绑票了，要他们拿一千块大洋来赎人。
 
　　张大千写好信，给山大王看，没想山大王看了张大千的信，又改变了主意。原来张大千在信中没称他们为土匪，而是将他们称为江湖好汉，况且张大千又写得一手好字，山大王心有打算，便发下话来说：「这个娃儿不赎了，从现在起，封他为山寨的军师。」身陷囹圄的张大千转眼间便高升为山寨裏坐第二把交椅的「军师爷」。
 
　　张大千虽然「落草为寇」，过著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草莽生活，但心却不在山上，山大王似乎也知道这位师爷的心事，平时从不让张大千随众下山，也不让他一人呆在山上，每次土匪下山，就派一个姓张的伙夫看住他。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山大王对张大千的警惕性也渐渐放松了一些。有一天，张大千终於向伙夫老张透露了心事。老张也是被土匪抓上山的，所以他很同情这个知书达礼的小伙子。他同意只要大千不从他手裏溜走，下山後不去报官，他就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机会终於来了，这一天，探子来报：山下来了一笔大买卖，于是土匪们倾巢出动，老张趁机也要求下山助阵，山大王犹豫一下後，就让他跟著土匪们一起下山去了。
 
　　土匪们全部下山後，张大千一看四周无人，感到机不可失，立刻回屋包上自己的东西，又将山大王给他的全部钱物放在显眼处，再在上面放一张纸条，上写道：「小弟我决不犯各位大哥的河水」，从而使土匪放心，不来追害於他，然後，头也不回地下山去了。

 
　　一生四次婚姻 

　　被誉为东方的毕加索的国画大师张大千，一生中有过四位夫人。第一位曾庆蓉是名门闺秀，旧式的家庭妇女；第二位是黄凝素，後与大千分离；第三位是杨宛君；第四位是最後的徐雯波。
 
　　张大千四位夫人中被传为生死恋的要算杨宛君。
 
　　1935年夏季，张大千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个人画展，与才貌双全的杨宛君邂逅，当时宛君是北平城南观音阁的曲艺演员。张大千称赞道：「杨小姐的大鼓唱得太好了，听来感人肺腑，对我的绘画有很大的启示。」杨宛君也十分钦佩张大千的才华，见他美髯拂胸，谈吐文雅，目光炯炯，爱慕之情也不禁油然而生。自此二人频繁接触，感情日笃，遂於1935年缔结良缘。
 
　　婚後，杨宛君停止了舞台生涯，伴随著张大千游历名山大川，跋山涉水。每当游览到优美景点时，张大千便兴奋地说：「这儿很好。」宛君忙著帮他打开画本，大千立即动笔写生。回到住处连夜作画，宛君便侍奉地陪伴左右。

 
　　画螃蟹脱身 

　　1937年，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占领北平，後来日本兵封锁颐和园，把园中居民赶到排云殿前。日军一名大佐，把留有大胡子的张大千认成是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要将他押到宪兵队去。张大千辩解说：「于右任是书法家，不会画画，我是张大千，是画画的，不信我画给你看。」日军大佐点了点头，于是，张大千便打开画夹，提起画笔，醮著墨汁，几笔就勾出了一只大螃蟹，舞爪瞪眼口吐白沫。此时，日军大佐知道他确是著名画家张大千，便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不要走的，留著画画的好。」正在这紧急关键时刻，杨宛君乘坐红十字会的汽车直闯入园中，紧跟著穿白大褂的大夫走过来说：「不行，他患了传染性肝炎，会传染的，请你们离开，医院已派专车来接他了。」日本大佐一见此情，也慌了手脚，谅他也跑不了，一挥手，宛君和大夫便挽著大千登上救护车飞快地开走了。
 
　　事後，张大千十分佩服杨宛君处变不惊、有勇有谋的胆量。

　　在20世纪的中国画家中，张大千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其画意境清丽雅逸。徐悲鸿说过"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他才力、学养过人，于山水、人物、花卉、仕女、翎毛无所不擅，特别是在山水画方面具有特殊的贡献：他和当时许多画家担负起对清初盛行的正统派复兴的责任，也就是继承了唐、宋、元画家的传统，使得自乾隆之后衰弱的正统派得到中兴。

　　和许多画家一样，张大千也同样经历了描摹之路。在近代像大千那样广泛吸收古人营养的画家是为数不多的，他师古人、师近人、师万物、师造化，才能达到"师心为的"的境界。他师古而不拟古，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他还想到了创新，最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了泼墨，创造了泼彩、泼彩墨艺术，同时还改进了国画宣纸的质地，最后成为了一代画宗。然而思想的先行者往往是孤独的，在他五言绝句《荷塘》有"先生归去后，谁坐此船来"之句，似乎暗示着后来者继续他的道路。

　　1918年来到上海后，他与兄长坐海轮东赴日本留学，学习绘画与染织技术，不久回国。1920年他在上海拜曾熙为老师学习书法，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曾熙为他改名张猨。后经曾熙引见，又拜临川李瑞清为师研习书法。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他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百幅作品全部售完，自此以卖画为生。那时的张大千在上海艺术界一鸣惊人。但是那个年月兵荒马乱，未婚妻的退婚，使得大千的心情感到无比的郁闷，他似乎看破了世俗，再加上对佛学的钟爱，顿有出世之心，于是决定在当时的松江县禅定寺出家为僧，法号大千，张大千之名由此而来。和百日师爷一样，过了一百多天，他便还了俗。

　　在上海期间他作画习书，以画水仙花见长，时人谓之"张水仙"，同时他开始了以石涛艺术为中心，旁及八大山人、渐江、石溪、唐寅，徐渭、陈淳等人的研习。对于石涛他尤为推崇，他用了大量精力去学习石涛的绘画艺术，把石涛的艺术比喻成万里长城。他还从李瑞清之弟李筠庵学会仿制古画的方法，并做了许多石涛的赝品，曾多次骗过程霖生。石涛画境变化无尽，新颖怪奇而又法度严谨，大千正是通过石涛而涵泳了唐宋元明百家之长。在二十年代的上海他获得了"石涛专家"的美誉。

　　三十年代，他艺术更是趋于成熟，工笔写意，俱臻妙境，于齐白石齐名，素有"南张北齐"之称。1936年他被聘为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教授，在南京北京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并在此时创作了传世名作《中郎授女图》（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然而抗日战争爆发了，很快日寇就占领了北平，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在面对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大千表现出了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他拒绝了担任日华艺术画院院长及日伪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的职位，并拒绝了借出所藏明清书画。由于在言论上表示了对日寇侵略罪行的不满，被日本宪兵队关押了一个多月。随后他又回到了四川，这时的风格略脱八大山人、石涛的粗犷写意而趋于唐寅、沈周的细润华滋。

　　张大千因受曾、李二师影响，曾广泛学习唐宋元明清中国传统绘画，尤得石涛等大师神髓，被国内外艺坛称为“当代石涛”。其画路宽广，山水、人物、花鸟、虫鱼、走兽等，无所不工。其工笔写意，俱臻妙境。特善写荷花，独树一帜。20年代，他与其兄张善子，被称为中国画坛的“蜀中二雄”。30年代，他与北方大画家溥儒(心畲)齐名，被称为中国画苑的“南张北溥”，被国立中央大学聘为艺术教授。徐悲鸿曾盛赞张大千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40年代，张大千自费赴敦煌，耗时三年大量临摹了石窟壁画，并将之宣传介绍，使敦煌艺术宝库从此为国人和世界广为瞩目。从此，张大千的画风也为之一变，善用复笔重色，高雅华丽，潇洒磅礴，被誉为“画中李白”、“今日中国之画仙”。1942年，春末，他决定举家赴敦煌临摹壁画。在敦煌的生活是艰苦的，恶劣的气候条件，再加上住在与世隔绝的石洞子里对于一般人是无法忍受的，但对于一个艺术家却可能是有益的。大千在此时画风为之一变，他善用复笔重色，笔力也变得丰厚浓重。可以说在敦煌时期对他风格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考察莫高窟的壁画佛像，还对莫高窟进行了编号，成为了为莫高窟编号的第一人，为保存文化遗产做了积极的贡献。他还到达青海西宁，邀请藏族画师共同赴敦煌协助临摹工作。为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和对摹品的负责，每幅画上都注明了画家的名字，凡与他合作也注明了作者的名字，所以在他许多临摹的敦煌壁画中都标有"番僧某某同画"。两年后他结束了在莫高窟的临摹工作，同时开始了对安西榆林窟的临摹工作。

　　在离开莫高窟后，他花了大量时间对十六国、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朝的壁画代表作及雕塑进行了临摹，共有摹品共记三百多幅。

　　这一年八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在兰州举行，随后在成都等城市展出深受好评，第二年三月，他被推选为中华全国美术会理事。四月，四川美术协会出版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敦煌临摹白描画》，算是对这一时期成果的肯定。

　　1945年在成都北郊昭觉寺完成巨幅作品《四屏大荷花》、《八屏西园雅集》。这年八月抗战胜利日寇投降，张大千欣喜若狂，他取消了赴新疆考察石窟的计划，与十一月从四川乘飞机去北京。

　　1949年，张大千赴印度展出书画，此后便旅居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并在世界各地频频举办个人画展。他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与西画泰斗毕加索齐名，被称为了“东张西毕”。他荣获了国际艺术学会的金牌奖，被推选为“全世界当代第一大画家”，并被世界舆论称之为“当今世界最负盛誉的中国画大师”，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巨大荣誉。

　　张大千是位旅行家，旅行不仅可以陶冶情趣，更重要的是他通过美学观念的层次上体会山水、花鸟，禽兽，形成了良好的审美意识与丰富的创作题材。他从青年时代到老年时期足迹遍布了祖国各地，游资阳；登峨嵋，临敦煌；之康定，到了晚年更是游历列国，穿梭在世界文化的大舞台上。

　　在他五十一岁的时候他来到了台湾，从此开始了漂泊不定的游子生活。在国外期间他的一首诗句写道："行遍欧西南北美，看山须看故山青。"从这首诗中可以读出淡淡的乡愁，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对故乡的深深的眷恋之情。

　　1951年他终于来到了印度，在印度期间他临摹研习了印度的石窟壁画，还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风景胜地大吉岭居住了一段时间。其后他辗转于香港、台北、日本等地开画展。在东南亚颇有声誉。但是对志在行万里路的大千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1953年五十四岁的画家来到了远在大洋彼岸的南美，为了不使名画落到外国人的手中，他低价把所藏的《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等文物卖给了大陆，由国家文物局收购，使国宝回到了祖国。一方面在风光明媚的巴西他在新购土地上大兴土木，布置园林，取名为摩洁山园，后来回到了台湾又为新宅取名"摩耶精舍"，画画，写字，读佛经，过着空闲淡雅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在美国、香港、日本、韩国、欧洲等地办画展，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大学特颁赠七十六岁的张大千人文博士学位，从而奠定了他世界文化名人的地位。可能是历史的巧合，在法国他会见了毕加索，我们不知道这两位东西方文化名人相遇的情景，但是两位艺术大师能够在同一时间空间会面，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化的幸事。

　　张大千晚年，仍孜孜不倦从事中国画的开拓与创新，在全面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基础上，开创了泼墨、泼彩、泼写兼施等新貌，给中国画注入了新的活力，影响广泛而深远。张大干长期旅居海外，爱国怀乡之心浓烈。1976年，返回台北定居，完成巨作《庐山图》后，不幸于1983年4月2日病逝，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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