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间，郭沫若写了两万字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在《文物》杂志发表，《光明日报》连载。文章提出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并非王羲之所写！此论一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震动，各大报刊纷纷发表争鸣文章，展开了一场惊动毛泽东等高层的“兰亭论辩”。毛泽东在得悉此事后，他亲自过问并明确提出了著名的“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观点。这场论辩，演绎了百家争鸣的文坛绝唱。它为学术界树立了一种勇于坚持真理、敢于挑战权威、惟真理是从的良好风气，也正因为如此，该辩论被列为“20世纪十件文化大事之一”。
　　“王谢”是指王兴之(王羲之堂弟)和谢鲲(谢安伯父)。1964年至1965年间，在南京出土了《谢鲲墓志》和《王兴之夫妇墓志》，碑文都是用隶书写成，这与同代的《兰亭序》笔迹大有不同。郭沫若据此认为“天下的晋书都必然是隶书”，而行书《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笔迹”。他进一步推论，《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均是王氏第七代孙——隋代出家禅师智永“所写的稿本”。 

　　这个结论可谓石破天惊！对此，著名书法家高二适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称郭文“不啻在帖学上作了一个大翻身”。高文引证大量文献和法帖资料，针锋相对地提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
 
　　高二适，时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1903年出生于泰州姜堰，1977年病逝于南京。当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他一生精研书法、文史，博涉诸家，自出新意，成就卓著，有当代“草圣”之称，与胡小石、林散之、萧娴等并称为“金陵四老”。高二适不仅在书法上有很高的造诣，对传统文化感情深厚，他一生精读详解，孜孜以求学问之道。他的重要著作《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以及在“兰亭论辩”中所撰的《驳议》、《再驳议》，引经据典，详加考辨，无不显示出他深厚的文史功底和学术水平。

　　高二适将这篇文章寄给《光明日报》，结果“以退稿处之”。于是他求助于忘年交章士钊。章士钊很理解他这个“小友”此刻的心情，于是将高文手稿转呈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我公弘奖为怀，惟酌量赐予处理”。 围绕“兰亭序真伪辩”，高二适写了大量的信函给自己的老师章士钊。这中间的20件珍贵手稿和信札现已陈列在故乡姜堰市高二适纪念馆。据姜堰市高二适纪念馆馆长郁胜天介绍，2005年9月初，纪念馆收到山东青岛杨先生的来信，反映他手头上有一批高二适写给章士钊的信札，其中有7封关于“兰亭论辩”的通信都是书法形式。9月25日，经专家鉴定和章士钊之女章含之证实，这批信札确属高二适真迹，属于海外回流的藏品。姜堰市委负责同志获悉后表示：不惜重金抢救保护这些重要墨迹，不能让其再次流失。最终，持宝人同意以低于市场价20万元的价格将“兰亭论辩”相关墨迹出让给姜堰。郁胜天介绍说，这次新收藏的20封信札甚为珍贵，真实反映了高二适先生不畏权贵、坚持真理的学者风范。其中有些未公开过，涉及郭老对高二适的评判以及他对郭老的回应，还有“兰亭论辩”后高二适的所思所想，其价值不可估量。
 
　　毛泽东一生喜欢《兰亭序》，并时常背诵和临摹，他也觉得世传《兰亭序》并非王羲之真迹。两天后，他给章士钊回复一信。毛泽东在信中表达了希望展开争论的意思，同时也给郭沫若写了封信：“郭老：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郭沫若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当天就约见《光明日报》总编辑，建议在报纸上组织讨论。当时，临时代管文化工作的陈伯达，看到毛泽东给郭的信后立即做出安排。这样，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于1965年7月23日在《光明日报》的“兰亭论辩”栏目见报。这篇唱“对台戏”的文章推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学术界和书法爱好者的极大兴趣。短短半年时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了争鸣文章有几十篇之多。支持郭文观点的有张德钧、启功、龙潜、赵万里、于硕(于立群)、史树青等人；支持高二适观点的，有唐风、严北溟、商承祚等人。在这次论辩中，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起了很大作用。康生不仅沟通上层信息，还指示下属组织反驳高二适的文章。康生仅在《光明日报》上组织发表的文章就有10篇之多。高二适对这些“运作”自然是无从知晓。

　　随着这年年底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持续半年的兰亭论辩才告一段落。
 
　　1973年3月文物出版社编纂《兰亭论辩》一书，收录了有关“兰亭”真伪之争的18篇文章。按立论不同，分成上下两编。上编是郭沫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文章15篇；下编则仅有章士钊、高二适和商承祚的寥寥3篇。编者在出版说明中写道:“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但也有文章持相反的看法……应当指出，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后来，郑重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当年他去南京看望高二适，高拍着《兰亭论辩》这本书，有些愤愤然地说:“看来，我是唯心主义了？！” 

　　在有关史料没有披露之前，人们多把“兰亭论辩”视为一场学术论争，直到2005年底，赴江苏泰州参加纪念兰亭论辩四十周年。中国泰州高二适书法艺术高峰论坛，从会议编的论文汇编中看到一则重要的史料，笔者由此进行了一番新的探索。这则新见史料，最初发表在广州商报，后由渑池晨报于1988年10月17日转载。它出于岳子所撰《一场波及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兰亭序>真伪之争》一文，该文写道：“1964－1965年间，刘少奇同志请画家黄胄在家里教画，交谈中，刘少奇同志开始注意到中国的书法问题，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讲到应当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时，谈到了中国的历史上的书圣王羲之，并说，他留下了最宝贵的墨迹《兰亭序》。据说康生、陈伯达听了很反感，认为：他怎么也谈起了《兰亭序》？他懂什么兰亭序？于是找到郭沫若先生，叫郭老写篇文章，就说《兰亭序》不是王羲之的！”原来竟是康生、陈伯达二人在利用学术问题搞政治阴谋。对于这些，郭沫若当然不会知道（或许终生未能知道），他认为这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支持他写文章就写文章吧！况且，他素来就有写翻案文章的喜好，郭老出于对康、陈二人的尊重，在文中把二人的名字及热情举动，都写的清清楚楚，这又让我们可据此反证上述新发现史料的可靠性。

　　高二适的驳郭之文，是因为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首肯才发表于报端的，单从这点来看，兰亭论辩亦被“染”上了相当浓郁的政治色彩，当然，最初，毛泽东对高文的看法还是学术化的，与毛一贯的支持“小人物”挑战学术权威的举动也完全一致。他在7月18日致章士钊的信中说，高二适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毛对高文看法的改变，始于郭回应高之《<驳议>的商讨》一文，毛看过该文清样，写信给郭，说道：“8月17日信及大作两篇清样（还有一篇为<兰亭序>与老庄思想）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上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代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很显然这里毛对兰亭论辩已在进行某种政治升华，把高二适当成过分相信帝王将相者，把郭等人视作与赵之谦一样的敢于骂皇帝的人，并提示后者要准备对付前者。是啊，毛泽东毕竟是一位政治家，对学术也充满政治敏感，他在初次阅读高文时，尚未注意到其中的政治倾向，故而，仅对学术问题发表意见。后因受郭文所引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文字的触动，方才作政治上的一番分析分析与提示。应该说毛的前后态度没有一点矛盾之处，支持高文的发表，不等于全盘肯定他的观点，也不等于不赞成郭沫若等人在《兰亭序》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所以，有人说：毛的“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其实是为了“引蛇出洞”的“阳谋”，并没有多少道理。至于有人推测，毛泽东主席本想通过论辩发动文化大革命，后来因为太学术化而作罢，则更是无稽之谈。 兰亭论辩涉及毛泽东主席，是学术展开过程中的政治因素，而康生、陈伯达二人想借机搞臭刘少奇，则构成“兰亭论辩”这一学术公案背后的可怕的政治阴影。(李贤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