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日本书法史，会有个明显的感觉：日本书法与宗教间绝不仅仅是互相借重、互相启迪而已，它们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依赖关系，日本书法史上三笔三迹被日本人尊为书法圣人。
　　平安时代的三笔是指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其中最出色的首推空海和尚。空海采用王羲之的风格，颜真卿的笔法，加上自己的独创，形成独特的书法笔法，被奉为入木道（书道）的开山祖，空海的代表作有《风信帖》、《灌顶记》。嵯峨天皇楷书为欧阳徇风格，行书、草书则为空海风格，代表作有《光定戒牒》。橘逸势的真迹未能流传至今，《伊都内亲王原文》不过是仿写品而已。
　　镰仓时代的日本书法家是荣西、兰溪道隆、梦窗疏石、虎关师炼宗锋妙超。
　　江户时代的本阿弥光悦、近卫信伊、松花堂昭乘为宽永三笔；隐元、木庵、即非为黄壁三笔；市河米庵、贯名崧翁、卷菱湖为幕末三笔。
　　日本式书道名家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被奉为三迹，他们的笔法分别称为野迹、佐迹、权迹。小野道风的真迹堪称日本式书法的典型，代表作为《屏风土代》、《秋楸帖》。藤原佐理的笔风自由奔放，个性很强，代表作有《诗怀纸》。藤原行成继承了小野道风的风格，是日本书法集大成者。行成的书法温雅、干练，代表作有《白乐天诗卷》、《消息》。他还是书道“尊寺派”的始祖，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
　　如果有人能推出一份《日本书法史》的详细年表，或是通读一遍《日本书法史》，看到以上所列举的那些书道大家，那一定会意识到一个现象：日本书法中的一支生力军，对日本的书法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很多时候不是宫廷里的宫卿们，更多的是那些身披袈裟的空门中人。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可以追溯一下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宗教形态本身。虽然中国与日本佛教的源头同是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日本的佛教起源还传自于中国，但是在中国主流的宗教始终不是唯佛独尊，更多的时候，佛教要与中国本土形成的儒教、道教融合才能发挥作用。或者有些时候，佛教反而要让位于儒、道。在中国，这三者间的关系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看似矛盾，但当三者间有一个平衡点的时候，它们都会有所发展。并且在中国，和尚永远在遁入空门的“隐士”，和尚们安于自身的修行，无法对社会发表评论，想以自己的力量影响社会也是很难的。中国悠久的文化渊源使文人势力阵营，或者说是士大夫文人阵营特别的强大，如果想以文采出人头地，那么只能想方设法地进入士大夫阶层，才能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中国虽然也有像智永、怀素这样的大书法家，但他们在社会上却从来没有获得过强大的地位，对文化的影响力也很微弱。
　　在日本，封建社会早期尚没有一个日本本土的宗教能与佛教相抗衡。那时日本的神道教也只是刚刚有一点点影子，尚不具备自己的体系。在日本，除了想入非非的神话外，佛教是日本人真正接触到的第一个严格系统的宗教，有教理、有教义，更有严格的戒律。最关键的一点，就那个时代而言，佛教在文化方面所表现出的先进性，是日本其它本土宗教无法比拟的。所以日本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与文人，很自然的基于佛教这一块净土生根发芽了。
　　当然，日本文化“请来”的特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早期的日本封建文化要从周边国家吸取先进性的因素，进而完善自己的文化。佛教传入日本后，轻易地摄取了统治阶级的心。那时的佛教，其实和释迦牟尼初创时的原始佛教的教义差不多，只求自己解脱，与世无争，向往一种清净无为的生活。这很符合当时日本贵族阶级的口味，也俘虏了上流社会中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自推古朝以来，朝廷一直保护佛教，推古时期的古寺只有46所，到了持统朝（690年～697年）增至545所。在天平时期，政府想借助佛教势力，解决律令制下的社会矛盾，极力提倡保佑国家为教义的《最胜王经》、《仁王经》、《法华经》。朝廷还下诏建立国分寺，建造东大寺大佛。在这时期佛教已成为日本国教，寺院多数为官寺，寺中僧侣诵读《最胜王经》、《仁王经》、《法华经》，祈祷国家的平安。并且，日本当权的贵族阶级反而利用本国的僧人为媒介，派遣“遣唐使”、“学问僧”来中国吸取更先进的文化，并使这些文化再通过这些僧人的传播，深深融入到日本的文化之中。
　　这种以僧人为媒介吸收文化的做法，使日本对佛教有了始终如一的专注的民族精神，更促成了佛教与书法间亲密结缘的悠久历史。“请来”的“请”媒介由僧人担任，僧人有了得天独后的条件，他们的书法也就染上了宗教色彩，不管有意无意，这种色彩是无法消除的。木崎爱吉的《摄河泉金石史》中就有这样一个结论：“我邦金石文字，大抵都蒙上佛教思想的影响。”